2026年2月24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部署，强调把发展质量、长远责任和风险底线贯穿决策全过程，坚决防止重规模轻质量、重速度轻结构、重投入轻效益的倾向。这一部署不仅是对各级干部履职行为的规范要求，也是对各类组织运行方式的重要校准。在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背景下，如何在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使国有企业发展体系与正确绩效导向保持一致，成为值得系统研究的重要议题。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叠加推进的阶段，科技创新能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关键领域自主可控水平成为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国有企业作为战略性资源配置的重要主体，不仅承担市场竞争责任，更承担保障产业安全和国家战略支撑职能。增强核心功能，意味着在关键技术突破、重要资源保障、重大基础设施运行等方面形成稳定能力，而不是单纯依靠规模扩张或阶段性增长。

在这一背景下，绩效导向不再局限于当期财务表现，而是需要兼顾长期价值创造、风险可控边界和功能使命履行。如果评价结构仍然偏重短期指标或扩张速度，创新投入的稳定性和产业链保障能力建设就难以持续。只有将发展质量、战略功能与风险约束嵌入制度框架，国有企业运行机制才能与中央部署形成内在一致。因此，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建设，不仅是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落实正确政绩观的制度体现。在发展阶段转换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及其绩效结构安排，对于构建更加稳健、更加可持续的发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政绩观要求下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重塑

中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调把发展质量、长远责任和风险底线统一于决策全过程。这一部署并非仅针对行政行为，而是在更深层面上调整各类组织的运行结构。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意义在于重新审视发展目标与评价体系之间的关系，使企业发展方式与国家发展阶段的转换保持内在一致。

我国经济运行正在由规模扩张主导的阶段，转向以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为核心的阶段。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单纯以收入增长或资产规模扩大为衡量标准，已经难以准确反映企业真实发展质量。规模指标固然具有直观性，但若缺乏持续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支撑，规模本身并不构成竞争优势。正确政绩观强调把发展质量置于更加核心的位置，本质上要求企业在资源配置和战略布局中更加注重长期价值创造能力。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国有企业层面体现为战略功能、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的综合统一。企业不仅要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效率提升，还要在关键领域形成稳定支撑能力。技术积累、产业链控制力、关键资源保障能力等，往往无法在短期财务报表中充分体现，却直接关乎企业在中长期内的稳定性。如果绩效结构仍然围绕阶段性收益波动展开，就难以为这些能力建设提供稳定预期。正确政绩观的提出，使评价体系从短周期表现转向多周期表现，从静态结果转向动态能力。

风险约束在这一逻辑重塑过程中同样具有基础性意义。扩张冲动若缺乏资本结构约束，容易形成期限错配和债务压力。发展节奏若脱离现金流承载能力，短期数据改善可能掩盖长期隐患。把风险边界纳入绩效结构之中，意味着企业必须在增长速度与资本安全之间保持均衡，将稳健性视为高质量发展的组成部分，而非附属条件。

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不再是简单的增长优化问题，而是发展结构的系统调整问题。评价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战略选择与资源流向。当绩效导向更加重视长期能力建设、功能使命履行与风险可控水平时，企业内部的决策安排与投资行为也将随之发生调整。正确绩效观因此成为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模式升级的重要制度变量，而不仅是一种价值倡导。

正确政绩观背景下国有企业功能使命的再定位

正确政绩观的提出，使发展目标与评价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高质量发展成为主线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不再仅仅围绕市场占有率和规模优势展开，而是更加聚焦于核心能力建设与战略支撑作用。功能聚焦的再审视，是绩效结构重塑的必然延伸。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环境中，产业链安全、关键技术突破和重要资源保障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支点。国有企业在国防、能源、交通、通信、装备制造、数字设施等领域承担着基础性和战略性任务。这种责任属性决定了其绩效结构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一般竞争性企业。单纯以利润率或短期回报衡量其运行状况，容易忽视其在稳定预期、保障供给和支撑创新方面的制度价值。

功能定位的再聚焦，本质上是对“做大”与“做强”关系的重新界定。规模扩张在一定阶段内有助于形成市场影响力，但规模本身并不自动转化为核心能力。如果资产结构缺乏技术含量和创新支撑，规模扩张可能形成资源沉淀而非效率提升。正确政绩观强调发展质量与长期责任，使功能重心从外延扩张转向能力积累，从数量增长转向结构优化。因此，企业运行重心应更多放在技术研发能力、产业协同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的持续提升上。

国有企业承担的战略性任务还体现为对宏观稳定的支撑作用。在经济波动或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时，关键行业企业需要保持投资节奏的稳定和供给能力的连续。这种“稳定器”功能往往意味着在局部周期中承受盈利压力。如果绩效体系缺乏对功能性投入的制度认可，企业在承担宏观责任时将面临内在激励冲突。将功能定位纳入绩效结构，不是削弱市场化原则，而是在市场化框架内建立更加综合的评价维度，使企业在承担战略责任时拥有稳定预期。

功能定位的再聚焦还涉及治理结构的协同优化。核心能力的强化并非简单增加投入，而是要求在决策层面形成更加理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董事会战略判断、经理层执行能力与风险管理体系之间的衔接程度，直接影响功能实现效果。当绩效导向更加关注长期能力建设时，内部决策机制也需要减少对短期波动的过度反应，强化对战略方向的一致性维护。

在这一逻辑框架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的再聚焦呈现出能力化、结构化和制度化的特征。能力化意味着以技术与创新为支撑构建核心竞争优势，结构化意味着优化资本与资源配置结构，制度化则意味着通过绩效安排和治理安排巩固功能导向。因此，正确政绩观不仅是价值倡导，更是推动功能重塑的重要制度基础。

功能使命与绩效结构之间的现实张力

在正确政绩观框架下，国有企业功能使命的强化与现有绩效结构之间并非自动契合，而是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张力。这种张力更像是一种阶段性的结构磨合，而非方向性偏差。功能要求越是复杂，绩效结构的调整难度就越大，二者之间的协调程度直接影响制度优化的实际效果。

国有企业在承担科技创新与产业链保障责任时，需要形成稳定而持续的资源投入安排。关键技术研发、核心装备制造能力提升以及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往往具有高投入、长周期和不确定性特征。创新活动的成果转化节奏难以与年度财务考核周期完全同步，战略性能力积累在短期内也未必表现为利润增长。如果绩效结构仍然以当期财务表现为主导，就可能对创新投入形成隐性约束，使企业在战略领域的布局趋于审慎甚至收缩。功能使命的长期性与绩效评价的周期性之间，由此形成张力。

产业链安全保障责任同样具有类似特征。为提升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水平，企业可能需要在某些领域进行前瞻性布局，或者保持一定程度的冗余能力以增强抗风险能力。这种能力建设在平稳时期难以体现为效率优势，甚至会在财务报表中表现为成本压力。然而，一旦外部环境波动，其制度价值便会显现。如果绩效体系缺乏对风险抵御能力的考量，企业在日常决策中更倾向于压缩安全边界以换取效率指标的改善，从而在无形中削弱功能基础。

资本结构安排与功能强化之间也存在内在张力。增强核心功能往往伴随重大投资与资源整合，若融资结构和期限安排不够审慎，可能在功能扩张过程中积累潜在风险。扩张节奏与现金流承载能力之间的匹配程度，成为检验发展质量的重要维度。当绩效评价更多关注规模和增长速度时，企业内部决策可能对资本约束的敏感度下降，风险控制的前瞻性受到影响。功能强化因此需要与稳健性原则保持同步，否则容易形成结构性负担。

治理层面的张力同样值得关注。国有企业内部既要保持市场化运营效率，又要落实战略功能要求，不同目标之间的权重安排，往往通过绩效结构体现。当考核导向强调短期业绩时，管理层决策重心自然向即时成果倾斜；当考核结构更加注重长期能力与风险控制时，决策节奏和资源流向也会发生调整。绩效体系因此成为连接功能使命与治理行为的重要纽带，其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决定功能定位能否真正落地。

围绕增强核心功能完善国有企业发展机制

增强核心功能不是抽象目标，而是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和运行体系予以落实的系统工程。正确政绩观为功能强化提供了价值导向，但若缺乏相应的制度嵌入，导向本身难以转化为稳定行为。制度优化的关键，在于使资源配置方式、绩效结构和风险约束逻辑形成内在一致，使企业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能够持续承担战略使命。

发展体系的完善，体现在评价结构的调整上。长期价值创造能力应当成为绩效结构的重要维度，而不是仅以当期财务表现为主要参照。资产质量改善、现金流稳定性、资本回报持续性等指标，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运行的稳健程度。创新能力建设和技术积累状况，也应当在绩效安排中形成制度化表达，使研发投入的连续性不因短期波动而受到干扰。当绩效结构更加重视能力与结构而非规模与速度时，企业决策将更趋理性，资源流向也会更加贴近战略方向。

创新体系的稳定性是核心能力强化的重要前提。科技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其成果呈现往往滞后于投入周期。若创新活动始终处于阶段性考核压力之下，企业难以形成稳定的技术积累。制度层面的完善，需要在预算安排、激励结构和风险容忍度之间建立更为合理的平衡，使创新投入能够在可控边界内保持持续。对原创技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事项，应形成多周期评价框架，使阶段性波动不至于影响战略方向的连续性。

产业链安全保障体系的完善同样依赖制度嵌入。关键资源储备、重要技术布局以及基础设施能力建设，都涉及一定程度的前瞻性安排。发展体系需要将风险抵御能力纳入综合评价，使企业在平稳时期保持合理冗余能力，而不是过度压缩成本以追求即时效率。通过构建动态风险评估体系和关键能力监测机制，可以在提升运行效率的同时保持安全边界的清晰。

资本运作与风险管理体系的优化，是增强核心功能的结构性支撑。功能强化往往伴随投资规模扩大和资源整合加速，若缺乏审慎的资本结构安排，容易在扩张过程中形成潜在负担。制度优化需要强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现金流覆盖能力和资本成本水平的持续监测，使投资节奏与偿付能力保持协调。稳健性不应被视为增长的制约因素，而应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组成部分。只有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功能扩展才具有长期意义。

治理协同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枢纽作用。董事会的战略判断能力、经理层的执行效率以及风险管理体系的专业性，需要在制度框架内形成有效衔接。重大投资决策和战略布局安排，应当在充分论证和风险评估基础上形成集体决策结构，避免因短期压力而偏离长期方向。治理结构的优化，能够为绩效结构的调整提供组织保障，使功能导向真正融入日常经营安排。

制度完善还意味着监管方式的相应优化。国资监管如果仍然偏重规模指标和阶段性结果，企业内部制度调整空间将受到限制。围绕增强核心功能，应当推动监管评价从单一结果导向转向能力与结构导向，在分类考核框架下形成更加差异化的标准。这样既能够保持市场化效率，又能为战略功能履行提供制度支持。

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所形成的发展体系，本质上是一种长期导向与稳健原则并重的制度安排。其目标并非弱化竞争，而是通过结构优化使竞争更加理性和可持续。正确政绩观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制度转换的价值基础，而制度优化则是其现实落点。当评价体系、创新安排、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形成协同，国有企业在承担战略使命的同时，也能够保持持续价值创造能力。

构建长期价值创造与风险约束相统一的运行框架

围绕增强核心功能完善发展体系，最终需要在企业运行层面形成一种长期价值创造与风险约束相统一的制度框架。若长期能力建设缺乏风险控制支撑，功能扩展可能演化为结构性负担；若风险约束压缩战略投入空间，企业又难以承担创新与产业链保障责任。二者之间的协调程度，构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

长期价值创造并非简单延长考核周期，而是通过结构优化实现能力积累的持续性。企业的技术储备水平、关键资源掌控能力以及产业协同深度，往往在较长时间内逐步显现。运行框架需要将这些能力变量纳入常态化监测，使决策层能够在周期波动中保持战略稳定。价值创造因此不再局限于利润增长曲线，而是体现为资产质量改善、技术能力增强和市场结构优化的综合结果。

风险约束在这一框架中并非附加条件，而是内在组成部分。资本结构合理性、现金流稳定程度以及外部冲击承受能力，是企业长期运行的基础。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在扩张节奏与偿付能力之间保持动态均衡，在追求创新突破的同时避免形成过度杠杆和期限错配。将风险边界纳入战略决策结构，可以防止短期指标改善掩盖长期隐患，使发展路径更加稳健。

运行框架的形成还依赖于制度激励与责任结构的匹配。当绩效体系能够真实反映长期能力建设与风险控制状况时，管理层行为选择将更趋理性。对战略性投入形成合理容忍度，同时对风险失控保持刚性约束，有助于在创新动力与稳健原则之间建立平衡。企业内部的决策节奏因此从单一增长导向转向结构优化导向，使功能强化成为自觉行动而非外部要求。

在这一框架下，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与市场化效率不再是对立关系。战略支撑能力的提升，本身可以通过技术积累和组织优化转化为竞争优势；风险控制水平的提高，也能够增强资本市场信任与融资能力。长期价值创造与风险约束形成内在统一后，企业运行将呈现出更加稳定的结构特征，发展质量因此具备可持续基础。

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部署，为各类组织运行方式的优化提供了价值坐标。对国有企业而言，这一要求并非简单的考核调整。在高质量发展成为主线的背景下，增强核心功能既是战略使命，也是结构转型的内在动力。只有将长期价值创造能力与风险边界意识嵌入运行体系之中，使绩效结构与功能定位形成稳定契合，国有企业才能在承担科技创新和产业支撑责任的同时保持稳健增长。围绕这一方向持续推进制度完善，是推动国有企业在复杂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文章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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